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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湖前,王国维的创痛

2010-04-28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再说次子高明(即王仲闻),这时也已结婚成家。他不仅长相酷肖王国维,而且在“独立之精神”方面,亦颇有乃父之风。他原先就读的育才公学是教会学校,每逢圣诞节都要放假开会庆祝。他就会同另外两位爱好古文的同学向校方提出,孔子生日也应放假庆祝,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圣诞节”,并且不顾学校当局反对,在“孔诞”

当天不去上课。第二天,学校张贴布告,将他们三人开除了。就这样,他高中尚未结业,于1920年考入邮政,捧上了“铁饭碗”;随后,由潘夫人帮同定亲和操办婚事,在上海安了家。他从基层邮政一直干到民国时期的邮政总局业务处副处长;新中国成立之初,又当上了邮电部秘书处副处长。可以说,在其先父王国维为之铺就的职业路上,他依靠自己的才智和努力,较为顺畅地走过了前半生。然而,进入他“知天命”的20世纪50年代,厄运接踵而至:先是“审干”被定为“特嫌”,降职在邮局窗口“卖邮票”;继之“反右”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到中华书局做“临时工”(编外编辑)。他擅长文史校勘之学,尤精通宋词,在这样的逆境中他承传观堂学术薪火,先后校订《人间词话》、校注《李清照集》,特别是协同词学家唐圭璋参订《全宋词》,在词学研究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劳绩。然而,“文革”爆发,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在1969年的清队中,他被打入“特务集团”,不堪批斗凌辱,乃以近古稀之年避开家人,喝下“敌敌畏”惨死于居民院内的公共厕所,他收集、校勘、研究宋词所得撰成的《读词识小》书稿,亦随其自尽而俱焚了……

王国维在当年的乱世中,曾“千秋郅治想贞观”。他当然不可能料想高明在他身后数十年会有如此惨酷的遭际;然而,就算眼前祸福,又岂易知?且让我们回头来看王国维生前最为器重,又欣喜他能有“一生幸福”前景的长子潜明,在与罗女孝纯婚后的头几年,曾从上海调至天津海关,寄居于岳父罗氏家中;天津海关新建公寓落成,小两口迁住公寓,过起了独立的小家庭生活。1925年5月,就在王国维迁居清华园不久,潜明奉调上海海关,单身赴沪;随后由潘夫人陪同罗孝纯去上海,帮助觅屋安家。王国维还特别叮嘱,新居“最好在同一里,照应较便也”。这是指他原先在上海大通路吴兴里的寓所,留给了高明小两口居住,所以潜明的新居也在吴兴里,以便于两兄弟相互关照。孰料,仅隔一年,病魔无情地夺去了年仅二十七岁的潜明的生命!

时为1926年9月26日。

潜明英年之丧,使王国维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他偕同潘夫人赶赴上海。尽管前来帮同治丧的罗振常及在沪的蒋汝藻等友人都来给他安慰,但他精神上所受打击是难以言喻的,以至于人变得“呆郁郁,逢相识即告以长子死矣”。特别雪上加霜的是,罗振玉赶至上海以后,不但不给悲痛中的亲家以劝慰,反而在刚办完潜明丧事后就“携女大归”,带着他的宝贝女儿罗孝纯不辞而别,气冲冲地返回了天津。就算是“舐犊之爱”,这样做不嫌绝情么?这就难怪一向心情平和的王国维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

其实,原本在上海建起了幸福小家的潜明病亡,确是痛及王、罗两家。罗氏痛惜自己女儿二十四岁就做了遗孀,这是人情之常;但为长子之丧操碎了心的王国维何尝不顾及于此?他在沪办理潜明丧事的同时,又为安排好长媳未来的生活,办了两件事:

一是立嗣。由于潜明无后,决定将高明长子庆端过继,使长媳膝下有子;

二是恤寡。办理潜明的海关恤金等遗款,委托老友金颂清通过银行将款项全数汇至天津罗家。

除此之外,又派男仆冯友赴天津,将从上海运回的潜明夫妇的家具送至罗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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