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
提问：诗人是不可以很现实的，但是诗人的作品又离不开现实，请问您如何把握这个，就是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的关系？
余光中：你的问题就是说，作为一个诗人如何处理生
提问：余老师您好，我想问艺术和人生究竟是什么关系？
余光中：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可是接下来，衣服足，要知荣辱，知荣辱就是人文。道德的情操，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这些都是人文。那么人文跟艺术有什么关系呢，可以这样说，人文感性化了之后就变成艺术，艺术知性化了，就是人文，人文比较是文化的累积，它保留一些精神价值，而艺术呢，是那些精神价值的生动、深刻、优美的外在的表现，所以，如果能够把握这两者，我们的中华文化，不但可以继承，而且可以进一步的发扬。
提问：余先生我几乎通读了您所有的作品，我觉得您的风格变化很大，是有什么特殊的事件促成您风格的变化呢，还是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探讨？
余光中：风格多样，因为我长寿。（笑声）我刚才都解释过了嘛，江郎才尽的问题，就是你要保持两种敏感，第一对于生命敏感，第二对于语言敏感，那就不会江郎才尽。现在我对很多事情还觉得很有兴趣。觉得非写不可。另外呢，我觉得，我们的中文，母语也还没有被韩愈，曹雪芹用光，还留下一些空间，我们还可以拿来，用不同的方式表现，至少李白没有坐过飞机嘛。
提问：古典诗词的创作有固定的规则，比如说押韵、字数、平仄等等，但在现代诗中不会有这些规则来限制语言的表达。您怎么看待古诗和现代诗这两种风格？
余光中：这个题目不小，我简单地答一下。所谓现代诗，一般人的印象，是西化的，觉得是西洋的，其实不必然，像我自己，当年为什么写新诗，就是我不太喜欢当时的新诗，我觉得我不如自己来写，那问题就是说，我们到了现代，古诗可以一直继承下去，不过呢，它的可能性，就是它可以写的方式，差不多也发展到一个程度了，我们也可以参考外国诗。所以呢，四五以来的诗人作家，往往都想调和中外，像民国初年，不单是西方的，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俳句，也都是当时诗人把它来融入中国的，然后用白话写，胡适所谓先有文学的国语，然后才有国语的文学。所以现代诗，这个诗法的对象很多，有些外来的影响力，可是你一定要有相当的功力才能够调和中外。至于说格律呢，古诗自有格律，新诗呢，很不幸，很多人迷信自由诗，好象自由了，你就管不着我了，我好象什么束缚都没有了。问题是所有的艺术，都没有绝对的自由，还是要有一个游戏规则，游戏尚且要有规则，艺术怎可没有规则？问题是你可以不遵守古人的规则，不遵守外人的规则，你不能不自创一种规则，自己可以遵守，从者也可以来学习，所以有自由独创新规则，可是没有自由抛弃所有的规则。而古人的规则也不是一成不变，同为两大诗人，李白和杜甫，杜甫比较守规则，杜诗是在格律里面变化；李白往往是在格律之外变化，所以我认为李白是古代一位伟大的自由诗人。《蜀道难》它不是很合规则的，所以李白的古风特别的好。李白的那首《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开头几句很有气派，可是不很合文法，“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多么壮阔！可是“昨日之日”，并不是很好的修辞；“今日之日”，也很累赘嘛！可是李白需要多转一个弯，他才宣泄得出来，所以我们读下去，还是觉得非常好。李白打破格律我们叫好，杜甫遵守格律，颠来倒去还是在格律之内，我们也觉得非常之好，同样的好。
提问：余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在文学创作中，您如何看传统与西方的因素，是侧重于某一个方面呢，还是要将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
余光中：您说一个作家要不要调和中外，调和中西，恐怕是免不了的，因为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将近100年了，这个世界早已经敲过中国的大门了，所谓全球化也不是从今天开始，说得近一点，从“五四”就开始了，更早一点的话，明朝也就开始了。经济全球化要影响到政治和文化，因此更需要认清楚自己站在哪里，认清楚自己的民族站在哪里。我们也可以吸收外来的很多优点，像我们历代的王朝，也吸收了外来的很多文化，而形成后来的更丰富的中华的传统。所以调和中外呢，都恐怕免不了，否则的话，我现在可能还在写律诗。
“五四”那个时候，有很多留学生回国来，就造成中国很巨大的变化。不过一个人，可以食古不化，也可以食洋不化，如何消化在外国学到的东西，还是非常重要的。影响我写诗的最大的三个因素，第一就是古典的传统，中国的古典文学；第二是外来文化的影响；第三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我觉得一个人有志于文学创作，对于这三种传统多多少少都应该有一点认识。
（本演讲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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