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意义：日常生活的美学维度
王德胜
一
借助“文化研究”、“审美文化批评”的学术展开，“感性”问题重新获得当代中国美学界的高度重视，并且回归人的日常生活语境，被理解为
于是，感性问题在今天有了新的美学意涵，而且揭示了一种新的感性价值本体――感性意义成就日常生活的美学维度。
这一“新感性价值本体”首先表明，日常生活中，人的感性的生活情感与意志、生活利益与满足不仅在形式上自足，而且在内在性上自然合法。这种源自日常生活的人的感性存在的自足性与合法性，尽管没有直接颠覆理性在生活认识关系上的绝对性，但反过来，理性在人的认识系统中的权力却也不能自动延伸为人的日常生活的必然性干预力量。在日常生活的美学之维，感性与理性之间呈现了一种非对抗性质的关系。
其次，感性意义之为日常生活的美学维度，具体表达了当下生活与感性的同质化关系：一方面，人的各种日常生活动机、利益直接呈现为当下具体的实践；另一方面，人的日常生活意义又直接取决于它所获得的感性呈现、所实现的感性满足。这样，人的日常生活动机、利益及其实现，直接通过各种生活活动的感性存在形象得到有意识的价值确认。正是这种相对于人的日常生活的当下直接性特征，十分具体地表达了日常生活本身巨大的感性实践功能，也非常生动地再现了当下生活与感性的同质化――生活即感性呈现，感性对自身的价值肯定亦即生活的自我实现。
显然，人的当下生活与感性的同质化最大程度地将人的感性实践要求与利益满足加以“直观化”了。因而，就当代中国美学而言，放弃原有那种在信仰和理论体系上对于认识理性的执著，把自身关注点从作为认识本体的“感性意义”方面现实地转向作为日常生活存在之呈现方式与满足结果的感性实践，并且认真地从人的日常感性出发来阐释生活实践的价值功能、体会生活满足的价值形象，不仅可以在理论建构的指向性上突破以往一以贯之的哲学维度，也体现了美学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对人的生活价值体系的重建意图与力量。
二
以承认感性问题的新的美学意涵、“新感性价值本体”的确立为前提，当代中国美学重大而可能的改变便主要集中在：作为一种独立的美学话语，感性在人的日常生活领域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实际削弱着我们在美学价值判断上对于理性权力的迷恋与固执。对于我们来说，今天要面对的主要而真实的问题，显然已不再是继续从捍卫理性权力的立场出发，强调美学如何可能为人的价值体系建立对抗日常生活感性入侵的“防火墙”，而是如何从人的日常生活之感性现实中寻求意义的有效传达，在日常生活的感性丰富性中“合法化”人作为感性本体的存在身份。人的生活价值体系的重建，正是今天中国美学必须面对的具体责任。
毫无疑问，以现代性为追求的中国美学，在过去很多年里呈现了“理性至上”这一主导逻辑。美学不仅在理论上偏于认识论，而且对于生活价值的美学判断也往往被“理性价值”所遮蔽。在美学通过认识论方式所构造的生活价值体系里，生活的感性存在始终是被怀疑和提防的；人的感性权利首先不是自主性的，而是被理性赋予的，人作为感性的日常生活主体身份也同样被美学加以拒绝。建立在这种感性与理性关系上的美学，其强烈的认识论指向不仅预设了感性与理性的主从性，而且预设了它们之间的层级性。长期以来，中国美学在自身现代建构路向上追求的，其实就是这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层级化理论架构。至上化的理性不仅规定了人们对待感性的价值态度，也确立了美学对待自身的立场――对一切感性话语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
这样，当生活的感性存在、感性利益和满足作为新的价值话语被用于把握人的日常生活的美学问题时，不难想象，它对于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那样一套旧理论的破坏性冲击。对于感性问题的新的美学意涵、“新感性价值本体”的坦然确认，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理性至上性话语在实际生活中的有限性，看到仅仅依靠理性的制度性权利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对于日常生活主体的人来说，感性问题不仅是认识论的，同时是一个生存论问题。尤其在美学范围内，人的感性权利之于人的生存活动更多体现出这样一种生存论的特性。在生存论意义上，人的感性、感性活动与人的理性权利一样具有自主的价值，并且往往更加生动、更加具体。这种对感性权利的重新认识和肯定，直接把美学从认识论体系引向了生存论的维度，既在认识论上质疑了理性权力的绝对化，也从美学内部进一步产生了感性话语反抗理性至上性权力、要求重新配置当代美学话语权力的新的理论前景。因此，在新理论的建构中，直面人的感性生存――感性动机与欲求、感性表达与满足、感性实现与享受，成为当代中国美学的必然，并且直接关联着当下中国文化的消费性生产机制、生产活动及其对人的现实价值意识的改造。
三
“新感性价值本体”的确立，最终带来了当代中国美学话语社会化的可能性。
第一，在“理性至上”的旧的美学话语体系里，人的生活感性是一种限制性存在。然而，真正的问题是：日常生活中，由于理性至上权力的过度体制化，反而加剧了人作为感性存在本体的反抗性。尤其在当代消费性文化生产关系中，日常生活感性不断独立为鲜明的美学话语，日益明确地打破仅仅把感性存在当作美学附属品的旧式理论形态。一方面，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人的实际生存的生产与消费一体性，使得美学对于人的日常生活的各种阐释在总体上呈现为叙事的而非终极的价值表达；作为独立美学话语的“感性”仅仅是陈述性的，而非判断性的。这种“感性陈述”的现实表明，以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作为具体表达内容的美学话语，源自于人的日常生活真实性对理性构造的终极价值的抵制，它在“叙事化”人的各种当下感性满足过程中，并不要求人的实际存在严格按照认识理性的规定走向纯粹和超越，而是力图尽可能地还原人的日常活动的现实快乐，在现实的快乐中赋予人自身生活以直接享受的快乐意义。另一方面，感性本身作为人的日常生活意义表象具有一种“反构造性”。它直接与人的身体感觉相对应并不断激化人的身体感受的敏锐性，从而进一步瓦解了人对意义构造的持久期待，消解了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实现深刻性判断的信心。因而，对美学而言，取消意义构造的艰苦努力、不断趋于事实描述而非深度理性，最终使得美学本身对于人的日常生活的各种感性陈述也变得流畅起来。作为“感性陈述”的美学话语在人的日常生活中产生了从未有过的现实魅力，它不仅被潜在地利用为各种生活享乐品的广告形象，而且开始活跃地描述着人对日常生活的丰富经验。美学不再只是人的存在的精神符号，而现实地成为日常生活的经验形象、事实呈现。
第二，在“理性至上”的美学话语体系里，美学权力主要体现为引领和确定人的精神生活价值，它维持着对人的存在的精神想象能力，却又始终没能真实有力地介入人的日常生活活动，无法现实地证明精神生活的价值。这正是美学话语“非社会化”之所在，也是以往美学理论的价值限度之所在。而以承认、明确“新感性价值本体”为前提，美学对于人的日常生活的“感性陈述”，最大程度上打破了旧的美学满足于作为超越性精神话语的自我理论限制。当美学可以不再仅仅固守人类精神的纯粹之境，而把自身理论视线转向更加具体丰富、更加复杂的人的日常生活现实时，它其实也就突破了精神绝对性的限制，获得了在更大范围的现实领域重新设置自身理论指向的基本前提。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之所以成为中国美学界的重要话题，就得益于这一转换的实现。而在这一重要的理论转换中，美学作为日常生活“感性陈述”的日益普遍化和具体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动力，并由此产生了美学的新的理论前景，即美学的现实文化批评功能迅速强化，实现了美学问题由抽象领域向具体领域的转移。
可以认为，在理论上，美学话语社会化体现了一种对人的日常生活的现实介入，它在功能上实现了人的日常生活对美学的现实要求。美学因而可以是理论的，也是批评的；是设计性的，也是描述性的；是精神的，更是生活的。美学通过人的生活并且在人的生活中重新构造生活的具体意义。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对于“感性意义成就日常生活的美学维度”这一“新感性价值本体”的确认。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超越、还原与逗留
――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再认识
彭锋
有关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论，实际上是不同形态的美学之间的争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反对者将它概括为现代美学与后现代美学之间的争论，并旗帜鲜明地站在现代美学的立场反对日常生活审美化。与之相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拥护者则毫不掩饰自己的后现代美学立场，从后现代美学的立场对现代美学展开批判。事实上，后现代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之间并不是完全平行的。有鉴于此，我们需要更多的具体分析，而不是简单的立场划分。
一
我们至少可以将现代美学区分为两个阶段：18―19世纪的现代美学和20世纪的现代主义美学。现代美学起源于18世纪初期，其主要贡献在于将美学从伦理学和认识论中独立出来。18世纪的美学家之所以能够将美学确立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原因在于他们发现审美具有区别于认识和伦理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无利害性”。从历史上来看，无利害性最初并不是单独用来概括审美的特征，求真、行善、审美都可以是无利害的。之所以用无利害性来概括这三种活动，原因在于真善美被认为处于超越的世界，与追求功利的日常生活全然不同。对真善美的探求，有助于人们由功利的日常世界向非功利的理想世界的超越。后来，美学家们将求真和行善的行为也排除在无利害性之外，因为求真涉及概念，行善涉及目的，它们都不符合纯粹的无利害性的要求。符合纯粹无利害性要求的审美，就成了一种无功利、无概念、无目的的活动。如果说求真和行善与追求功利的日常生活不同因而是一种超越活动的话，审美就是更高一级的超越活动，绝对的超越活动，因为它不仅超越了功利计较，也超越了概念考虑，超越了目的局限。显然，这种意义上的现代美学不会支持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对日常生活进行了双重超越：首先与求真和行善一道超越功利，其次又超越求真和行善所涉及的概念和目的。
现代美学所设想的那个超越的美的世界，被20世纪的一些思想家指摘为空中楼阁。在经历了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发现对虚幻的美的追求，对于抑制人类的残暴毫无作用。要抑制残暴首先需要正视残暴。20世纪的一些前卫艺术家对美采取了一种敌视的立场，他们希望通过对丑的揭示来唤醒人们对自身的有限性的认识，认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避免残暴。现代美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一个走向了现代美学反面的阶段。我们权且将这个阶段的美学称之为现代主义美学。现代主义美学在许多方面与现代美学对立，其中明显体现在丑与美的对立，本我与超我的对立，偶然与必然的对立，特殊与普遍的对立，等等。
既然现代主义美学与现代美学之间存在如此明显的对立，为什么还将它视为现代美学的一部分或一阶段呢？为什么不将它视为后现代美学呢？的确，现代主义美学具有介于现代美学与后现代美学之间的特征，但在总体上它仍然属于现代美学的范畴，因为它仍然强调超越，只不过超越的方向不是向上而是向下。我们可以将这种向下的超越称之为还原。关于审美还原，现象学美学家有很多精彩的论述。与18世纪的现代美学家将美视为处于日常世界之外或之上不同，现象学美学家将美视为处于日常世界之内或之下，视为被日常世界所遮蔽了的那个本然或本真的世界。如果我们将日常世界称之为“真实”世界的话，美的世界就是那个在真实之下的“前真实”世界。对于真实的现实世界我们用意识去认识，对于前真实的美的世界我们用身体去感知。如同现代美学一样，现代主义美学也不支持日常生活审美化。在现代主义美学的代表阿多诺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与康德完全一样的对日常生活中的美的贬斥。在康德那里迎合社交乐趣的艺术，在阿多诺这里变成了满足低级趣味的文化工业。
二
如果我们将现代美学的旨趣概括为指向“未来”的超越，将现代主义美学的旨趣概括为指向“过去”的还原，那么后现代美学的旨趣就可以被概括为指向“现在”的逗留。无论是超越还是还原，都要求与日常生活的决裂，逗留却不要求这种决裂。与超越和还原共同对立的是逗留，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后现代美学在总体上区别于现代美学和现代主义美学，只有后现代美学支持日常生活审美化。
但是，并不是所有后现代美学都支持日常生活审美化。后现代美学也可能是一种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刚好相反的崇高美学，这就是利奥塔所构想的后现代美学，我们可以将它称之为积极反抗的后现代美学，以区别于通常设想的那种消极响应的后现代美学。利奥塔的逻辑是这样的：当我们想要于“现在”之中逗留的时候，却发现“现在”无法把捉。“现在”消失在“过去”与“未来”的撕扯之中。我们对“现在”的把握不是太早就是太晚，从来就没有刚好合适的时候。正因为“现在”的这种无法把握性，利奥塔主张我们对它的任何表达都注定是否定性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利奥塔的后现代美学在将目光集中于日常生活的同时，却采取了对日常生活的彻底否定，一种永远不会回到肯定的否定，一种永远不会达成和解的批判。这种意义上的后现代美学，以一种十分奇特的方式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失之交臂。
在总体上支持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美学，只剩下消极的后现代美学了。与积极反抗的后现代美学对日常生活进行彻底否定不同，消极响应的后现代美学对日常生活给予全面的肯定。消极响应的后现代美学多采取相对主义和犬儒主义姿态，全面肯定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官享受，取消审美愉快与感官愉快的区别，取消高雅趣味与低级趣味的区别，取消经典艺术与通俗艺术之间的区别，甚至取消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区别。
如同现代美学和后现代美学具有各种复杂的情形一样，日常生活审美化也不是一个含义单一的概念。在威尔什区分的众多层次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中，我们至少可以将它们归结为两类，即表层的审美化和深层的审美化。表层的审美化表现为表面的装饰，深层的审美化表现为整个世界在根本上的虚拟化。作为德国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代表，威尔什对日常生活审美化采取了相当审慎的态度，他明确反对表层的审美化，支持深层的审美化。另一位为当前国内日常生活审美化争论提供理论资源的美学家舒斯特曼，也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是一位主张享乐主义的美学家。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不是关注身体的享乐，而是关注身体的敏感，他希望通过理论认识和实际训练，让我们的身体反应变得更加灵敏，通过改变身体的不良习惯而避免思想的错误偏见。此外，尽管舒斯特曼力图从美学上对通俗艺术进行辩护，但他对通俗艺术在美学上具有的缺陷也有明确的认识，而且并不主张将通俗艺术与高级艺术完全对立起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些研究者将舒斯特曼与一般的后现代主义者和新实用主义者区别开来，将他的美学视为“后”后现代美学或“新”新实用主义美学。
三
我们区分了不同阶段的现代美学，不同类型的后现代美学以及不同层次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这种区分的目的，是避免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论做过于简单化的处理。避免做简单化的处理并不等于不做处理。任何一种美学最终都必须对今天愈演愈烈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表态。日常生活中的美是美学意义上的美吗？对日常生活中的美的享受是美学意义上的审美吗？现代美学、现代主义美学和积极反抗的后现代美学都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它们也不会认为日常生活中的享受就是审美。进一步说，它们根本就不承认有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象，因而不可能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做出适当的理论解释。消极响应的后现代美学能够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做出解释，但它做出的解释又在多大程度上算得上是一种美学解释？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消极响应的后现代美学不够“高明”，现代美学、现代主义美学和积极反抗的后现代美学不够“中庸”，二者都不够完满。按照冯友兰的看法，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在“担水砍柴”和“事父事君”的日常生活中体悟妙道。如果真的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体悟妙道，那么在日常生活的逗留中实现超越就不是不可能的了。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哲学研究者所强调的“内在超越”。如果真的有内在超越，那么日常生活审美化就能够成立，而熟谙此道的中国传统美学也许能够为我们走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论指出一条新的道路。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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