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1942年生于西安市灞桥区,1965年初发表散文处女作,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已出版《陈忠实小说自选集》三卷
、《陈忠实文集》七卷及散文集《告别白鸽》等40余种作品。《信任》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1990-1991全国报告文学奖,长篇小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98),在日本、韩国、越南翻译出版。曾十余次获得《当代》、《人民文学》、《长城》、《求是》、《长江文艺》等各大刊物奖。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人到五十,尚静怕动,交际应酬是越来越没劲儿了。偏到这时,组织上忽然垂顾起来:为我深入生活方便,安排我去陕南的汉阴县挂职副县长。这等于又增加了交往。2008年4月18日上午,早早地起床,由汉阴驱车到50公里外的安康市参加一个会。主管县长有其他紧火事,这一个“生猪定点屠宰管理座谈会”,就指派我替他参加。会结束照例要吃宴。可是肚子不舒服,也不饿。时值天下小雨,凉气浸人,清明早过该穿短袖了呀。便想回西安的窝儿了。
明天周末,今天又是妻的生日。
就把会议的事,交由一同与会的商务局长回汉阴传达。然后让司机送我去火车站。火车上一坐稳,便想起慧玮的一首诗。那是在某次饭桌上,我说了我刚写的长篇小说《后花园》里的一个观点,逗众一乐。慧玮听后,敷衍成一首小诗,越发显出雅趣。诗题《作家方英文的妙论》,发表在《红豆》3期上,如下:
我们的身体不但是革命的本钱,还可以当作独一无二的礼品如果你爱的人要过生日了,你可以告诉她我跑遍大小商场,也没有买到一件跟你相配的礼物只好用一列火车把自己送到你的城市里来了
我将此诗摁进手机,快到西安时发给妻子,等于暗示她我马上回家。可是天黑许久我才跨进家门,却是黑灯瞎火的,没个人影儿。看来妻与子及岳母还有一帮外甥,尚在外面。宴会还没结束?大概去唱歌了,闹囔囔没能听见手机响吧。
第二天早上实想睡个懒觉,偏偏没关手机,响了。一看,是散文家朱鸿发来的短信。朱鸿挂职长安副区长,短信是:“在西安吗?风雨萧萧,鸡鸣不已,想念君子了。”原来是约晚饭局。问有谁?说有陈忠实。就答应了。
起床,打开电脑。关于《后花园》研讨会,电视当晚,播出了新闻;电视台的朋友,也送来全部内容的录像光盘。可是电脑打不开。叫醒睡懒觉的儿子,由他来一鼓捣,就打开了。从头到尾看一遍,再次聆听大家的发言。感觉认真通读作品的人,没几个。陈忠实算是难得的一个。他将作者(我)要表达的东西,很要害地阐发出来,句句在“痒处”。不足的地方,他也以同行的语气,坦率地、商量式地一一点到。
这让我深受感动。实际上研讨会之前,就已经感动过我了。
研讨会由西安工业大学操办。说个没良心的话,我个人并无多少兴趣,或者说并无自信开什么研讨会。但是工业大学的两个教授,冯希哲、邰科祥二位先生,由于错爱《后花园》,就张罗研讨会,一切费用由他们出。人家如此雅意,我除了感谢,就是积极配合了。
他们征求我研讨会应该邀请哪些人。我说我是“东坡眼里无坏人”(别人说我坏我管不了),既然是你们掏钱办会,那么你们爱邀请谁就邀请谁。
“那好,”他们说,“请柬我们早派专人一一送到。但是有些关键人物,恐怕你得出面再邀请一下,以示郑重。”
有道理。陈忠实自然是一个关键人物。是头号关键人物。可是三天前,与陈一块儿吃饭,他说是次日要去安徽,参加“中国作家看凤阳”采风活动。1978年12月,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18位农民,在分田到户的文书上摁下生死手印,由此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采风时间在4月8号到12号。就是说,陈忠实不可能参加研讨会了。
果然,朋友发来短信,说陈忠实来了电话,通报他不能到会了。想想也是。与小岗村的采风活动相比,没有谁能看出眼前这个研讨会的重要性。
主办方又让我核实一下贾平凹,说陈贾二人都来最好,起码得保证一个。替办会者着想,大人物到了,学校就有了面子,媒体也便于报道。于是给平凹发去一个短信,提醒他别忘了与会。他立即回信说来不了,说也要开会:研究市文联的班子(他已当上省作协主席,市文联主席一职仍在)。他说人虽不能来,但要写个书面发言。我没理。心里想:周六还开会,你管国防部啊。也许他周六真是开会,但我当时就感觉他在推诿。
平凹见我过去了五分钟还没反应,就原信重发一回。我这才回道:理解。兄咋方便咋来。
这是4月10号的事。虽然陈忠实贾平凹不能来,但午饭后小睡一下,还是照常。睡醒开手机,蹦出同样内容的两条短信,说是既然陈贾不能来,那就得请一两个领导,正厅级的;副省级的能来一个,最好不过。首长,倒也认识几个,可是为了私事――当然眼见得已经不是什么私事了――邀请首长,总觉夯口。
思来想去,心生一计:假装不知道陈忠实来不了,给他发个提醒短信:
陈老师:别忘了4月12号上午的《后花园》研讨会。写作25年了,这是关于我创作的首次研讨会。方英文
信发出两小时,无动静。估计他采风期间关了机,或者身边嘈嘈没听见。他是只会接短信不会发短信的。他也不会存手机号码。平时爱给他发些有趣的段子,他一收看到就回电话,首先问:“谁呀?”听出是我,就哈哈大笑一阵,然后分析、欣赏这个段子。偶尔也复述一个他听到的好段子。“这些狗日编段子的,脑瓜子咋恁灵嘛!”发他段子,本是博他一乐,不想每发他必回电话“谁呀”,反倒不乐了。于是段子后加括号(方英文),他就不回了。
到下午4点,陈忠实回了电话:
“发现你的短信迟了,一发现就请假……准备提前回来……晚上火车,票还没拿到……《后花园》我随身带着,看了一半,争取火车上看完……”
电话结束,自责不已。陈忠实长我16岁,已是66岁,眼看古稀了,又天天繁忙劳累。愧疚!
夜里十点多,电话打给他,询问路途情况。他说快到洛阳了,正在灯下看书。我说不要看了,车上晃荡看书,太伤眼睛;说你只要出席一下,随便讲几句话,就足够了。“书没看完,咋研讨呢?”他就这么认真,忠厚,认真忠厚到有点迂腐。亲见过另一类专家,书翻三页,一天跑五个研讨会,照样滔滔不绝。
“好在软卧车厢里看书,”我纯粹是找话,“也还凑合的。”
“软卧?”电话里哈哈了,音色浑厚地自嘲道,“现在这个身份,咋软卧哩!”
他现在的身份很身份呐: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就想起往事。2002年春节,大年三十上午,收到一个快件。拆开一看,是我的第一部长篇《落红》的样书。书刚到手,责任编辑李正武(如今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就来了电话:“就选这个时间,给你送个重礼,让你过个好年!”此前,小说在《华商报》连载时,陈忠实就很关注,并多次询问出版进度。所以拿到样书,很自然地要第一个告诉他。
“祝贺方老师!”他一向这么幽我的默,“我让司机来取,报上连载时删了,也没看连贯。”
正月上班第一天,他就让司机送还样书,同时附了一封毛笔小楷写就的长信。信中以“您”称呼,嘉言勉语饱含感情。我当即也毛笔小楷了回信,表达我的感动与感谢。
作家尽可以风格迥异,但做人上却一律讲究。文脉正是通过文德,才得以传承后世的。自那时起,凡请我写序的,或邀我参加研讨会的,只要是更年轻的作家,我都满怀了敬意认真对待。作为长者,陈忠实为我树立了典范。
2008年4月12日上午八点半,陈忠实准时出现在研讨会上。
“我昨晚两点看完书,睡觉,今早七点起来。”他满脸的疲倦。“我一般要睡七个小时,可是昨晚睡了五个小时。看完《后花园》还来不及回嚼,来不及跟《落红》比较,所以只能谈点直感,可能偏颇……”
但是发言进入状态后,疲惫从他脸上一扫而光。他激情了,手势了,点燃雪茄了,取下眼镜又戴上、戴上眼镜又取下了。
直到发言结束,他都未提说他是如何自安徽请假的、如何提前返回的,半个字也未提说。他注重内在的美,自美。他不在乎也不必要让别人,至少不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这种美。这,正是我们一再论述的风度,或者说品格。
……朱鸿说晚宴有陈忠实,真的吗?朱鸿当然,未曾有过哄我的前例,只是我现在,很想跟陈忠实说话。于是拨通他的手机,予以“核实”。“真的,”陈忠实问了我下午的位置,“我车六点钟来拉你,一块儿走。”
我从未请陈忠实吃过饭。我们总是相逢在别人邀请的宴席上,或者各种文艺活动结束后的饭桌上。实际上我很厌烦甚至厌恶饭局。我感觉饭局是对于生命的蹂躏。我常在快要吃饭的时候关掉手机,以免被饭局了。我的单位在西安城墙外,一进建国门,一街两行全是小饭馆。我常加班到八点,有意错过吃饭的热闹时段,背手散步,走进建国门,找一碗家常饭填饱肚子。
作家协会正在建国门里。某次,也是八点钟左右,我又走进建国门找饭。我打通陈的电话,说如果你在办公室,也不忙的话,我饭后就来聊一会儿。“哈哈,我也没吃!”他说作协门口有家面馆,非常好。“我请客!”“我请,我发起的!”我们很快在那家面馆见面,就坐。陈忠实由于影响力巨大,马上就有三个女服务员来到桌前。她们一律手捏圆珠笔,恭听我们要点什么菜。可是非常遗憾,我们只要了两小碗扯面,而且共同商议后决定:不喝酒了,也自然不用点菜了,就是纯粹的吃个饭。“只把面汤给咱上满些。”陈忠实大气地说。三个姑娘很惊讶,很失望地退下了。我们的肠胃是一样的,都是由乡村母亲培育出来的。记忆里的美食,莫过于油汪汪的扯面了。后来进城,混出点名堂,所谓吃香的喝辣的。时间久了,便觉得那种吃法其实很累赘,因为那完全是吃虚荣吃面子吃什么狗屁身份――压根不是肠胃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