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次我之所以受到邀请，主要是因为我的德文诗集《哥特兰的黄昏》。它在去年3月由奥地利林茨的Thanh user出版社出版并在莱比锡书展上展出后，受到关注和好评。瑞士《新苏黎世日报》今年2月21日曾刊出书评《在站台之间：王家新》，说我的这些诗充满“冬日的精神”，与世界文学对话而又有着一种“独特的力量”，其思想“在词语与意象之间显现，充满张力”，并带有一种微妙的“过渡音调艺术”。我知道《新苏黎世日报》很有名，为德语世界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该书评还评论了顾彬的翻译，称赞他把一位中国诗人的诗翻译成了“美妙耐读的德文”。说实话，这篇书评中让我最看重的，就是这句话了！作品被翻译，但这并不是一切。重要的是还要看翻译本身。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诗歌现在已很不错了，但我想只有优秀、可靠的翻译才能使它真正“走向世界”。

　　使我高兴的是，就在这次去奥地利前，萨尔茨堡主要的文学杂志Salz还以显著篇幅发表了顾彬新翻译的我的长诗《少年》（它未收入《哥特兰的黄昏》，在德语国家版权很严格，在版权范围内，出版社出版了，杂志就不发表，反之亦然）。这首长诗以“文革”的经历为主要背景，它写下了那个年代在一个少年的心中留下的深重创伤和刻痕。文学节期间，当我看到许多听众都买了该期杂志，我不禁在想这些德语读者是怎样来看这个作品，这样的诗是否也唤起了他们自己的历史记忆？我知道奥地利著名女诗人巴赫曼（1926—1973），她说她从小就对纳粹历史怀着一种本能的厌恶和恐惧：“就是那样一个确定的时刻，它毁灭了我的童年。希特勒的军队挺进克拉根福特，一切是那样的恐怖。从这一天起，我的记忆就开始了……那无与伦比的残忍……那疯狂的嚎叫、颂扬的歌声和行进的步伐——我第一次感到了死亡的恐惧。”

　　当然，在“文革”一开始之时，我并没有这样的厌恶和恐惧。在那个年代，谁不向往革命或“要求进步”呢。我所有的，是因为父母出身问题而未能入上“红小兵”的痛苦。现在看来，我真得感谢少年时代的痛苦、压抑和屈辱了，因为正是它造就了我，也赋予了我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和看历史的眼光。

　　《哥特兰的黄昏》德文版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