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深秋，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书中至少有两处拿语言与生物做类比。一处在第一章，称一个生物品种犹如一种方言，让人很难辨明来源；另一处在十四章，谈到对世界诸语言可以像对生物一样加以分类。但更直接的说法，见于他的另一部书《人类的由来》（1871），在第三章里他说，占优势的语言或方言会传播得更加广远，而居劣势的语言则会被取代，以至灭绝，如同物种一样，一旦消失就再也不会重现；甚至，在一种语言内部，词与词、规则与规则之间也在不断进行着生存竞争，“好些的、短些的、容易些的经常会占上风”，“某些为人喜爱的字词能够在生存竞争中存活或保全下来，这就是自然选择”。而且达尔文明白地说，他的这番议论引据其他学者，包括语言学家马克斯·穆勒。

　　19世纪中叶科学传播之迅疾，远超今人的想象。不过一年，《物种起源》便有德文版，德国语言学家施莱歇尔读到译本后大为兴奋，随即撰写《达尔文理论和语言学》，于1863年出版。施莱歇尔称，在接触达尔文著作之前自己就用过“生存竞争”一词，形容语言之间的相互争斗。究竟是生物学家还是语言学家，最先在研究中使用了这个表达呢？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门学科的研究者不约而同，想到了他们的对象不但是可类比的，而且很有可能是高度平行的。今天，这两门学科已经联姻，形成了一门新的分支——生物语言学。但这一分支对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等种群演替的倾向已无兴趣，而是关心一种可遗传的语言能力，即人类独有的种属特征。另一方面，许多社会语言学家也不喜欢生存竞争、自然选择这类字眼，嫌其沾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

　　施莱歇尔当年曾断言，生物演化论总体上适用于解释语言的变化发展：人类语言可比于有机体，逐渐生长、壮实、繁衍、老迈、衰败，最终走向死亡。迄今已知的语言，都经历过长达数万年的演化，其过程不以拥有者和使用者的意志为转移。除了总的进程，施莱歇尔还谈到语言与生物的其他相似：语言的词根，好似有机体的细胞，从历史的角度看，是发生的原始基质，从系统的角度看，则是最小的构造成分；语言的谱系分类，“语系、语族、语支、语言、方言”，同生物学上的“属、种、亚种、变体”等等很像，而且，语言与方言、方言与土话之间就像种与亚种、亚种与变体之间那样，表现为逐渐过渡的关系，并无截然分断的界线。

　　《物种起源》问世以来，语言学和生物学都有长足的进展，人类的生态环境和世界的语言格局也都有显著的改变。时至今日，达尔文理论是否仍适用于解释语言的变化和发展呢？再思这一问题，我们不妨重读达尔文，并且从过去一个半世纪的语言盛衰史上找些实例来分析。

　　《物种起源》英文版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