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诗歌注定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

王炎：阿多尼斯先生一直主张理性、民主的原则，对阿拉伯国家保守、因循的文化现状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杨炼先生也一贯坚持鲜明的启蒙立场。在全球化时代，特别是“9・11”之后，批评阿拉伯世界已成为西方主流话语，两位诗人游走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如何坚守诗人对所处世界的批评立场――既批评母语文化的

杨炼：匮乏个人创造性的传统，不配被称为“传统”，充其量只是一个冗长的“过去”。当代中文文学的能量，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个人对传统的深刻反思――“发出自己的天问”。这向内质疑的深度，让我们也能读懂其他文化中的特立独行者。阿多尼斯之令我感动，正在于此。而且，他批判的是神本主义精神控制，比起能“过时”的政治，看到改变的希望渺茫多了。作“主动的他者”肯定孤独：对内，他动摇权力和制度的基础，也不投机民族情绪；对外，又匡正各种“简单化”，从用意识形态话语裁判一切，到“文化的冲突”式的居高临下。但我们必须保持这双向的锋利。今天这世界，少了些冷战说辞，却多了纯利益这面镜子。透过全球化市场涂抹到中国廉价劳力身上的灯红酒绿，过去半个多世纪现实、历史、传统和语言的裂痕，依然清晰可辨。“9・11”之后，不是“文化的冲突”，而是没“文化”也不再有任何冲突。哪有“两个世界”？眼前只剩一个世界：金钱能收买一切，包括最华丽的词藻和最难堪的自相矛盾。我们生活在一个词、义彻底分裂的时代，你什么都能说，却什么都不意味！这不止是“中国问题”或“阿拉伯问题”，这是人性的普遍绝境。那怎么办？作为诗人，我觉得还要恪守一种真诚的、质朴的、美的感受力，不盲从任何官方或流行的说辞，却抓紧自己纯然的感受，从中提炼出对一切的判断。自私和玩世不恭的全球化之外，还应有诗和思想的“全球化”。无论多么无望，每个个人仍坚持“说出”自己的想法。这又让我想到阿多尼斯反思阿拉伯文化的论著《稳定与变化》，那最终丰富了“这个”阿拉伯人的思想，从而熔铸成他诗作的底蕴。只要心地纯净，“传统”就不会被毁掉，终于获益的正是诗。

阿多尼斯：我完全赞同杨炼对传统、对传统与创作关系的理解。这种双重批判极为必要，这是由自我与其历史的关系、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决定的。

阿拉伯文化的主流观点视传统为一种“遗传”，由前人遗传给后人。因此，传统就是身份，似乎身份早已预设好，子孙可从父辈那里信手拈来。这种理解，是对创造的传统、对身份的意义原始而幼稚的理解。一切创造性的传统，首先意味着未来，或者是现时之初。因此，身份只是在原始、本能的层面上，才意味着“遗产”或“过去”。在创造、人文的层面上（人恰恰在这一层面上不同于其他生物），身份就是不停的创造。人在创造思想和作品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身份。

正如杨炼所言，“过去”或“传统”，应该是创新者反思和质疑的对象，而不是传承、保存和重复的对象。这种观点，常常与机构和权势的文化背道而驰，在阿拉伯社会，它也一直是争议和分歧所在，因为宗教观念和准宗教观念一向支配着这些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在这里，创新意味着冒险，面临着重重困难乃至危险。在这里，批判和创新一样，具有存在意义上的必要性。创新本身便是一种最高形式的批判。

以上有关对“自我”的批判。

对“他者”的批判，则是对“自我”批判的必要补充。何况这一“他者”，在其政治、军事、经济层面，往往与机构和权势结伴，而与“自我”为敌。这一“他者”是按照某些谋略、思想行动的，此类谋略不仅要遮蔽“自我”，还要消解、歪曲、摧毁这一“自我”。

　　王炎：阿拉伯与中国都有悠久灿烂的历史，两位诗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感情很深，从母语文化中汲取营养，有很高的文学造诣。但身处异域，从外面观察母语文学的发展，批评地介入又保持着距离，这种游离状态是理想的还是无奈的创作环境？

杨炼：我有一句诗“距离创造几何学”，是我在西西里岛上的锡拉库札远眺古战场时的感受。几何学是对形状的把握，这也适用于一个文化。我说过：我从未流散于中文。但什么是“中文”？我们每天醒来说话，是否就等于理解这个语言？包括其精彩和缺陷，特别是对敞开人类思想可能具有的意义？汉字、中文书写和古典杰作中的大部分蕴含，还没“出土”，这造成了我们当代文学的贫瘠。无论出国的原因为何，我觉得，我现在像站在中文船桅上的一个?望水手，从周围海岛、海流、甚至星座移动中，报告自己这条船的位置。请注意，我就在这条船上！是既内又外（并非仅仅“从外面”）地在创造与自身的思想对话。我的一部部作品，无论在哪儿写成，要等待多久才用母语出版，都在加入这个地貌的演化。同时，思想上的距离远比地理上的距离重要，正是它的审视，能给风景一个几何学的深度。我以为这个状态很理想，不是因为它“游离”，而是因为它根本没有游离。相反，距离在帮我更自觉、更有机地深入！要是你问：没身在国外怎么办？我答：好办。那就在你自己之内，去发明那个大海！

阿多尼斯：就我而言，我遭遇过很多困难。困难不仅来自政治权力，也不仅来自宗教权力，还来自某些阿拉伯传媒的权力，来自一些代表权力的作家。

但是我也有许多朋友，他们的友谊赋予我极大的力量。正是借助这种力量，我得以锲而不舍，持守我视为自己权利和义务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