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感谢各位百忙中前来参加今天的“前沿对话”。我们讨论的主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效果如何评价,或者说,经济发展的质量如何测度?目前各地都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但有人认为,中央提出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
白永秀:讨论这个问题还是很有必要的。前年是纪念改革开放30年,去年是庆祝新中国成立60年,今年是纪念西部大开发10周年,这都是标志性的年份。可以说,现在的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点,是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后危机时代。我们判断,世界经济应该是已经渡过危机阶段,开始复苏了,资本、人才、技术方面的因素已开始逐步活跃起来。第二点,是我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如果说1978年改革以来的30年我们称之为“改革时代”,那么,未来30年可以叫“后改革时代”。很显然,我们改革已经30多年了,要不要继续改革?如何在改革的基础上促进发展？这是值得关注的。第三点,是中国经济已进入了“民族复兴”的新时代。1700年中国的GDP曾经占世界的四分之一,1820年中国的GDP甚至占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一。但后来我们远远落后了。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又上来了，又回到了世界前列。所以,未来三四十年,是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第四点,是和此前30年相比,近年来中国经济重心也发生了重要转移,主要是由东部向西部转移,由南部向北部转移。这是此前所不曾出现的。
主持人:对不起,这和我们所谈的主题有什么联系吗?
白永秀:当然有联系。这样的大背景决定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新的起点上来观察我国经济发展转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更为清晰。以往的改革,是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而后改革时代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力调整,经济结构调整。以往的改革是差别式的,比如,一部分有能力的人从一般人群中分离出来,先富起来,有特殊物产资源、地理资源或政策资源的地区从一般地区分离出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所以是差别化的。而后改革时代则是一体化的,城乡一体化、地区一体化,是从“差别式改革”到“一体化融合”。具体到经济方面,有四个转型:第一个转型是由重视经济总量到重视经济结构的转型;第二个由求发展速度到求质量、求效益的转型;第三个转型是由重视经济发展到重视生活发展,就是说,不光是经济要发展,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各个方面都要全面发展;第四个方面是由“经济发展”转变为“社会和谐”。可以说,后改革时代是共富的时代、和谐的时代、民生本位的时代、关注质量的时代、稳定的时代。后改革时代可能面临着数量增长与质量增长失衡、城市的快速发展与农村相对落后的发展反差、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利益冲突、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一系列矛盾。后改革时代将更关注结构优化、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构建和谐社会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容显然比从粗放到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刘传江:这个新时代叫“后改革时代”是不是合适我没有想过,大家可以讨论。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认清这个新时代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第一个是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增长,第二个是地区不平衡发展差距拉大,第三个是不同群体收入贫富不均的状况比较突出,第四个是协调发展、内生发展、和谐发展压力在加大。我觉得,现在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以前提出的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比,其主题、任务、重心都不一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体现在经济增长水平进一步提高,还要体现在经济结构水平进一步优化,科技进步水平对经济的贡献率进一步提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下降等诸多方面。
任保平: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后改革时代主要是要完成此前改革没有完成的任务,还要解决新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解决增长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从经济增长角度讲,此前是追求速度的增长,追求速度就是讲数量,而后改革时代,我们要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
主持人:任书记是在实践一线作领导工作的,您是否同意几位教授的判断?您和您的同事对这些问题怎么看?
任军号:中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对全党、全国各级干部提出的重要工作任务。我们在地方工作,也同样感受到了这个转变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回顾一下,10年前,我们国家提出两个转变,当时是说经济体制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2003年,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今天,党中央又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些都是依据不同时代背景提出的。几位教授的观点,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宏观视野。但要真正落实到基层,从根本上实现发展方式转变,那可能还有一个比较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西部地区,现在连最初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要全部转到依靠科技和劳动者素质上来,这里面还有一定的难度。但无论如何,转变发展方式的必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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