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刚才各位的争论很有意思,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思考相关问题。这里,我们暂且使用“发展质量”这个词。接下的问题是,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效,或者说发展质量如何测度?经济发展指标中,社会发展、环境建设、资源保护这些方面的建设成果怎么体现在指标考核中?
任保平:《以质量看待增长》是我在南京大学作博士后研究时完成的,洪银兴老师给了很多指导,中国经济出版社刚出版,30多万字。我的观点是:增长质量必须用一种复合指标进行考核。
主持人:看来您还是坚持用“增长质量”来表述,我们暂且不争论,您说说您的指标体系构造。
任保平:我认为，讨论衡量指标的时候,就必须讨论到经济增长质量所包含的“纬度”问题。讲质量增长有几个纬度,第一个是经济增长的结构,即结构要优化;第二个是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即要消除短期波动;第三个是国民福利要提高,如果经济增长结果不能惠及大多数人,那么经济增长也是没有用的;第四个是生态环境代价要最小化;第五个是经济增长放在国际范围内看要有竞争力,而且整体国家素质要提高。主持人说到的社会发展问题,就可以放在国民经济素质里面体现出来,生态环境代价可以放在生态环境指标里面考虑,比如通过单位产出污染指数、单位产出污染强度这些指标来衡量,具体通过总体指标把所涉及到的社会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覆盖到里面。
白永秀:我作点补充。我认为,有这么几个指标不能少。第一类指标是生活发展指标。它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衡量:第一个是生活质量,包括物品安全等;第二个是生活事业全面发展,教育、文化的内容也在里面;第三个是生活管理,特别是生活管理机构的完善;第四个是生活协调;第五个是人际关系融洽。第二类指标是环境指标,至少包含有三个指标,第一个是环境保护指标,开发者要注意保护环境;第二个是建设方面,包括人均绿化面积、绿色产业等;第三个要有环境状态方面的指标。第三类是资源保护。这方面往往被人所忽视,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应着重强调。
简单地说,资源保护指标可以有六个方面:一是资源的开采率。如矿产品资源,不能一发现就挖掉了,就开采了,还要重视储备,看看开采占储备的比例。二是资源的利用率。不能光看到开采了,还要看有效利用率有多高,看资源浪费了没有。三是资源的修复率。看你把资源用后是不是能够修复的都修复了,比如,煤矿挖掘后,你是不是把煤矿区弄平整,植树造林了。四是资源的补偿率。资源最重要的是补偿,补偿太低不行。五是资源的涵养率,比如我们的水资源、森林资源要给它有效保养,叫涵养。设置这些指标,就要通过这些具体指标约束来有效保护资源。
主持人:关于具体指标设计的细节问题,有机会我们另讨论。我接下想请教的问题是:全国各省区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指标要求?如果统一,对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是否公平?但如果不统一,是不是又会带来评价中的混乱?
任保平:就具体衡量指标方面来讲,我认为,指标应该是统一的。质量是一个价值判断,是全社会统一的价值判断,因此衡量标准要统一。
任军号:我不同意。我们国家地域面积广阔,各地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经济基础差异很大,不同的主体功能区按同样一个指标衡量显然是不合适的。比如,现在西部地区相当多的地方是生态脆弱地区,甚至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把这个地方的指标和东部地区放在一个水平上比较,可能和国家统筹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是不吻合的。
白永秀:您们的观点我都不同意。我的看法是,还是要全面结合起来考虑。如何结合起来,主要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第一个是要注意差别性和一致性的统一。最基本的就是任教授所说的价值判断,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落后地区也要达到。比如不能破坏森林,比如要提高资源利用率等,这是共性的指标,全社会应是统一的,不管落后地区还是发达地区都要遵守。另一方面是高层次的指标要有差别性,比如产业结构方面的指标肯定要有差别,不可能是一致的,所以要把差别性和一致性统一,最基本的和深层次的要求分开。
第二个是要注意发展指标和质量指标的统一。可能你们两人的看法不一样,一个是从质量指标上说,一个是从发展指标上说,肯定有差别。质量指标要统一,发展指标可以有差别。
第三个是要注意限制性指标与鼓励性指标的统一。限制性指标,比如不能搞生态破坏,不能开发什么,这全部一样,你们两个是角度不一样,但是鼓励性的要有差别,鼓励性指标就是补偿性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要引入补偿性的指标。想想看，我还没有发展,你东部发展后，就限制我开采了,那么你就得给我相应的补偿。所以,要有一些鼓励性的指标体系,鼓励性指标体系就是补偿。本来我这里靠挖煤靠打油井发展经济,现在中央提出要可持续发展,要求我少挖煤多做国家储备,那么中央财政就得给我相应的补偿,这叫鼓励性的。
任军号:有必要全国统一吗？事实上，许多方面中央并没有给各省市下指标,比如GDP、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品零售总额等,中央并没有给各省市下指标。
主持人:我理解任书记所说的是,可以搞一个省区内部的横向评价,但不一定要搞全国性的横向评价。刘教授,他们三位的观点显然又有了分歧,您有何评论?
刘传江:他们三人所讲的,我感觉实质上涉及到三个不同层面。第一个是不是要有一个统一的评价,这实质是一个综合指标的问题,我认为这要有一个综合评价。第二个问题是分类指标的问题,如果有指标体系的话,比如关于生态效益方面,反映低碳经济,碳排放强度,比如城乡一体化方面、城市化等指标,这要有一个指标。第三个其实也是分类指标,就是关于价值判断的,不好用数量来表述的。比如你的发展是健康的还是亚健康的,或者是不健康的,我认为也要有类似的指标。
主持人:刘教授有什么建议?
刘传江:在考核发展效果的时候,今后我们不仅要看物质财富增长,还要考虑生态问题,比如可以有一个生态GDP,或者绿色GDP,这两个指标是共同的,然后再加一些区别性的指标。我的观点是要构造这么一个指标,我叫它是“1+1+N”的指标体系设计。也就是说,保留一个传统的物质财富指标,再构造一个跟它很接近的生态指标,然后再加上N个小指标,反映各地的发展情况。比如可以考虑一个人文发展指数增长量,这个反映不同地区的差异。
白永秀:衡量的内容可以一样,但具体赋值标准可以不一样。应该有差别性,不能全部统一。刚才我说过要有三个统一,除三个统一以外,可以在全国分成三类或四类,但也不能分得太细,不能每一个省每一个市都是有差别的,这个太复杂了。就是说,最基本性的东西要统一,但是涉及到深层次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应该是有差别的。（本版照片均为杨朝摄）
“骊山论道”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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